2014年Q4以來油價的持續下降使得日本的經常項目逆差的壓力得以環節，同時同時持續貶值累積兩年（2013-2015）的日元也對日本的經常賬戶有著積極的作用（日元貶值對日元的出口逐步的有利并作用出效果），使得在100以上的匯率對于日本的經常項目都形成了比較明顯的正反饋效果；

2015年Q3季度開始，隨著日本九州電力公司宣布川內核電站1號機組成為日本全國首座被審查符合新安全標準后重啟的反應堆，日本在2015年Q3季度結束了近兩年的“零核電”狀態，隨著日本的核電站的重啟，日本經常項目下進口項開始擺脫對于對于能源價格的困擾，日元當年貶值的雙重壓力已經開始大幅度緩解；

日本央行的政策更多的符合東方文化的特點，也就更多符合政府政治意愿,這一點，和美聯儲FED的相對獨立性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當年安倍晉三上臺的時候，很多國際的投資者都是感知到了安倍經濟學和日本央行的行長人員將會會完全為了這個政治目的服務；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政治和中央銀行的政策之間的一個強強的組合，也使得在2012年一直到2014年的年初的過程中，日元的大幅度貶值和日本的超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

而現在又到了這個輪回，安倍能否順利完成其自身的政治意愿將會決定了日本央行行長以及政策的何去何從；

又回到了那個政治變量：政治變量驅動央行驅動貨幣政策進而驅動資本變動，這就是當下所有的核心集中的地方，也就是所有日元未來變量的核心邏輯，這將決定在資本下的日元將會何去何從的問題；

如果政治變動導致日本央行轉向，那么日元必然會大幅度升值，形成經常項目從逆差-轉順差，疊加資本項目預期轉變的組合；

如果沒有導致日本央行變化，政策繼續保持，那么日元經常項目下累積的變量也就和資本項目預期保持不變之間成為了相互牽制的的組合，日元匯率將會對美國的利率變動更加的敏感；

安倍智囊團的提前行動，冒險和潛在的尾部風險

今年以來安倍受到森友學園及加計學園等爭議影響，支持率有所下降，在不受國民信任的情況下，難以推動重大政策，所以他的智庫作出了相當大的賭注，在當下安倍進三支持率尚可而在野黨無力反擊之時，通過解散眾議院、提前選舉，如果能夠順利獲勝，那么將會進一步鞏固安倍進三的政權，以便為未來繼續推動其安倍經濟學以及其他的（修憲）改革做好一個時間上的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