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錢多、借錢少”是我國一般家庭長期以來的寫照，但近年二者出現顛倒跡象。至2017年末，我國居民儲蓄增速由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7.7%的歷史最低值，除了投資產品多元化及貨幣基金迅速發展對存款分流影響明顯，居民購房也是存款搬家的一大去向。同時居民貸款增加，帶動居民杠桿率急速上升，成為金融系統中的一大風險隱患。對于銀行儲蓄大搬家，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3月24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出三條建議，包括打破剛兌、資管業務回歸本源，加快推動銀行資產證券化等。

“消失”的儲蓄

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率居于世界第一，但這個局面在近年開始生變。

易會滿介紹，居民儲蓄增速近些年下降幅度較大，從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歷史最低值。從居民儲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來看，這一下降趨勢更加明顯。2010-2017年，居民儲蓄存款增長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5.4%下降至12.7%，下降了一半。今年初央行公布的數據也顯示，2017年全年人民幣存款增加13.51萬億元，同比少增1.36萬億元。

銀行儲蓄增速為何下降？易會滿分析稱，除了人口老齡化、消費觀念和方式轉變、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因素外，有三個原因值得關注。一是金融脫媒與利率市場化加快了居民財富多元化布局，其中金融市場的資管產品體系日漸豐富，為家庭投資提供了更多選擇，對傳統和單一形式的儲蓄形成了一定沖擊。2013年以來，銀行理財、信托、公募基金、私募產品規模合計增長超過兩倍，存款則成為這五年間居民主要金融資產中惟一占比下降的資產。

第二個原因是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聯網理財的興起加速了存款分流。易會滿以基于互聯網理財的貨幣基金為例，貨幣基金2013年以來出現爆發式增長，規模由不到1萬億元迅猛增長到2017年末的6.74萬億元，其中僅2017年當年就增長近2.5萬億元，而同年儲蓄存款增長只有4.6萬億元，分流效應顯著。

第三個原因是房地產吸引了家庭大量資金流入。2016年和2017年，居民貸款增量連續超過存款增量，開始由資金供給方轉變為資金需求方。

危險的高杠桿率

家庭財富更多投向理財和房產有合理性，因此居民儲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也會引發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不只是會加大流動性風險，影響貨幣政策傳導。

易會滿指出，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不利于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高儲蓄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同時，在我國整體負債水平上升的情況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也提供了緩沖空間和較強的安全邊際。若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勢必會帶來債務償還負擔上升，增加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數據顯示，2013-2017年，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存錢變少、借錢變多帶來的居民高杠桿率也已引發監管的注意。十九大會議期間，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就曾提到，我國家庭的債務杠桿率在全球還不算高，但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需要注意，不是現在就要去杠桿，而是增長的過程要注意質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部長通道上談此狀況時也表示這是很危險的。

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還可能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抬高實體經濟整體融資成本。易會滿表示，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環境下，儲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過一些互聯網金融平臺形成空轉、拉長鏈條后，不僅造成了金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對金融配置主體來講，各種貨幣基金成本至少比儲蓄存款高出兩個百分點，而這些高出來的成本勢必會轉嫁到經濟實體上，從而整體抬高社會融資價格。

抬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另一面，就是資金空轉，這種現象在2015年10月銀行被取消存貸比考核、從拼命拉存款的重任中“解脫”出來后愈加凸顯。麥格理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近日在公開活動中指出，中國原來對存款和貸款都有嚴格的管制，過去幾年有一些影子信貸，包括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其實是繞過了對貸款利率的限制，銀行可以發行理財產品，它也慢慢繞過了對存款利率的管制。通過繞過這些管制，就導致了金融體系越來越大，金融體系內部的杠桿也在大幅提升，包括過去幾年中國金融體系內部銀行之間互相借貸規模越來越大。

開出三道“藥方”

對于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及可能帶來的影響，易會滿提出三道“藥方”。

首先，回歸資管業務代客理財的本質，打破剛性兌付。易會滿分析稱，收益與風險是成正比的，剛性兌付扭曲了產品屬性和風險收益，以致部分家庭在投資選擇時，簡單將收益視做惟一比較標準，將資管產品當做無風險或低風險產品進行配置，從而對儲蓄存款形成過度替代效應。

其次，進一步加強互聯網背景下各種金融行為的規范。易會滿提到，貨幣基金現形式各異，有的具備投資和支付的雙重功能；有的互聯網平臺無牌經營，高杠桿、高收益、高風險，一般消費者無從識別。建議進一步正本清源，引導規范理性發展，同時堅持商業銀行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主渠道作用，發揮其穩定金融市場和社會融資成本的“壓艙石”作用。

再次，加快推動銀行資產證券化，積極應對負債出表。“儲蓄存款持續下降帶來的負債端量和價的變化，勢必會向資產端傳導，客觀上要求銀行資產負債表做出適應性調整。因此，有必要加快推進銀行資產證券化進程，完善配套政策，盤活信貸存量，增加資產流動性，這也是推動直接融資發展的應有之義。”易會滿說道。

事實上，從2016年四季度開始，我國對金融杠桿問題已采取措施。例如全國各地陸續出臺了非常嚴厲的限購政策，一二線城市的杠桿投資行為得到遏制，同時房貸利率持續收緊，觀望者增多，很多有購房意愿的人錢暫時花不出去，就留在銀行系統；又例如2017年二季度開始，最大的貨幣基金余額寶的認購額度一降再降，不少搶不到額度的用戶也選擇將資金放回銀行。

監管部門也有調整。“去年11月成立的國務院金融發展委員會，就是要處理金融杠桿的問題，防止更多的監管套利產生。這個月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也是去杠桿的過程，我們要開始管控金融風險。”胡偉俊說道。

而對有著“影子銀行”之稱的、規模近30萬億元的資管產品，央行等五部門在2017年11月祭出《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不僅明確了大資管頂層設計路徑，也要求資管產品由具有托管資質的第三方機構獨立托管，數年前就研究的銀行資管子公司模式有望隨之破冰。北京商報記者 程維妙/文 白楊/制表